李愚 Liyu

李愚（？—935年），名晏平，字子晦，渤海郡无棣县人。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李瞻业的儿子。

出身赵郡李氏西祖，勤奋好学。唐昭宗景福年间，代理安陵主簿，因事去职。天复元年（901），考中进士，担任河南府参军。面对梁王朱温篡国，避难于太行山之东。后梁末帝即位后，出任左拾遗、员外郎、崇政院直学士。得罪衡王朱友谅，贬为邓州观察判官。后唐庄宗灭亡后梁，授翰林学士。同光三年（925），参与西征前蜀，平定四川地区，迁中书舍人。天成元年（926），充任太常卿，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治产业，清廉自守，累迁左仆射。后唐末帝即位，加位特进，充任太徽宫使、弘文馆大学士。

清泰二年（935），李愚病故，著有《白沙集》、《创业功百传》。李愚特别在在中国九经的传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大量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人物生平

唐天复元年（901）冬，朱全忠率军攻打蒲、华二州。李愚避难洛阳，应试中举，担任河南府参军。三年（903），朱温预谋篡唐，李愚避难太行山之东。

后梁时期

后梁末帝即位后，拜李愚为左拾遗，后迁至崇政院直学士。衡王朱友谅为末帝之兄，后梁大臣李振等均见而拜之，唯李愚作揖叩见。末帝责备李愚不拜见衡王，遂以冒犯尊严之罪，贬为邓州观察判官。

后唐时期

后唐庄宗灭梁，拜为翰林学士。同光三年（925），以都统判官随魏王西征前蜀。众人认为，蜀道险阻，不应长驱直入，只能缓慢进军将其内乱。李愚则认为，蜀主王衍荒淫无道政局不稳，仓促之间难于组织防御，急速进军为上策。军书战表，皆出其予，为当时的大手笔。招讨使郭崇韬纳其言，西征军势如破竹，所至之处相继归降。四川平定后，李愚以军功升任中书舍人。后唐天成元年（926）6月充任太常卿，翌年4月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后命为相。长兴四年（932）患病，明宗派宦官探视，只见室徒四壁，病榻之上只有旧毡破席。明宗闻后，感叹不已，遂赐以供帐之物。应顺元年（934），李愚任左仆射。同年5月，末帝即位，李愚充太徽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因与刘煦不睦，议事多不合，李愚仍守左仆射职，刘煦罢相。清泰二年（935）10月，李愚病故。李愚著有《白沙集》、《创业功百传》。

主要成就

李愚特别在在中国九经的传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开始了雕版印刷，使得大量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史料记载

《无棣县志 》

第二十九卷 人物 第一类 人物传记

李愚(?一935)，唐末沧州无棣县人。青年时期立志求学，嗜读经史，崇尚古文，近韩、柳文体。因倾慕晏婴(字平仲)的为人，初名晏平。

唐昭宗景福年间代理安陵县主簿。去职后，寄身蒲、华二州间。900年(唐光化三年)，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唐昭宗于少阳院。李愚上书京畿安抚制置使韩建，劝其发兵救驾，兴复唐室。他见韩建十分礼重，却不准备采纳他的建议，便辞离了帅府。

901年(唐天复元年)12月，朱全忠率军攻蒲、华，李愚避难于洛阳，随即在东都中进士，又考取宏词科，受任河南府参军。

903年(唐天复三年) 朱全忠预谋篡唐，左拾遗柳璨迎合朱的意旨，攻击迫害当朝高级职官，李愚去黄河北避难，客居太行山以东。梁末帝即位后，李愚被召为左拾遗，不久转为膳部员外郎，再迁司勋员外郎，三迁至崇政院直学士。因违抗圣旨，降为邓州观察判官。925年(后唐同光三年) 任主客郎中，不久被召为翰林学士。10月, 魏王李继岌西征，要求派李愚带本职从军，充任都统判官。当时外界都认为四川道路险阻，不应长驱直入，只能缓慢进军待蜀国内乱。都招讨制置使郭崇韬向李愚问计，李愚分析: 蜀主王衍政治混乱，仓卒之间必不能组织防御，应乘其人心离散，急速进军，蜀军必心惊胆寒，险阻的地势也无法坚守。郭崇韬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西征军势如破竹，所至相继归降，前锋刚抵固镇，即缴获军粮15万斛。到达宝鸡后，招讨判官陈乂畏葸不前，称病要求留后。李愚当众对其厉声斥责，以儆效尤，此后便无人敢延误军期。当时军队中的一切公文、战表均由他草拟。四川平定后，他以军功升任中书舍人。

926年(后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李愚以本职主持贡举，继而改任翰林承旨、兵部侍郎。930年(后唐长兴元年) 6月，充任太常卿。翌年4月，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时秦王李从荣专横跋雇，掌权大臣自保不暇，无人再议论国家存亡大事，只有李愚性格刚直，敢于发表政见。932年(后唐长兴三年)9月，李愚转任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并兼兵部尚书，完成《创业功臣传》30卷。李愚大半生飘泊流离，生活中不追求豪华舒适，从不治田宅家产。为相以后，借延宾馆暂居。933年(后唐长兴四年) 李愚患病，明宗派宦官探视，只见他住室里空空荡荡，病榻之上也只有破毡一领。934年(后唐应顺元年) 2月，李愚进位左仆射。同年5月，后唐末帝即位， 改元清泰，6月李愚加“特进”衔，充太徽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因在中书省与刘煦共事， 议事多不合，同年11月，二 人同时罢相，李愚仍守左仆射本官。次年10月病逝。

古书记载

李愚，字子晦。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家世为儒。父瞻业，应进士不第，遇乱，徙家渤海之无棣，以诗书训子孙。愚童龀时，谨重有异常儿，年长方志学，遍阅经史。慕晏婴之为人，初名晏平。为文尚气格，有韩、柳体。厉志端庄，风神峻整，非礼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艰贫，求为假官，沧州卢彦威署安陵簿。丁忧，服阕，随计之长安。属关辅乱离，频年罢举，客于蒲、华之间。光化中，军容刘季述、王奉先废昭宗，立裕王，五月余，诸侯无奔问者。愚时在华阴，致书于华帅韩建，其略曰：“仆关东一布衣耳，幸读书为文，每见君臣父子之际，有伤教害义之事，常痛心切齿，恨不得抽肠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喻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辂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朝庙，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于前，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故，已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决策！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浃旬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深礼遇之，坚辞还山。天复初，驾在凤翔，汴军攻蒲、华，愚避难东归洛阳。时卫公李德裕孙道古在平泉旧墅，愚往依焉。子弟亲采梠负薪，以给朝夕，未尝干人。故少师薛廷珪掌贡籍之岁，登进士第；又登宏词料，授河南府参军，遂下居洛表白沙之别墅。梁有禅代之谋，柳璨希旨杀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残害，乃避地河朔，与宗人李延光客于山东。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讲禁中，屡言愚之行高学赡，有史鱼、蘧瑗之风。召见，嗟赏久之，擢为左拾遗。俄充崇政院直学士，或预咨谋，而俨然正色，不畏强御。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辈皆致拜，惟愚长揖。末帝让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犹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尔何傲耶！”对曰：“陛下以家人礼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与王无素，安敢谄事。”其刚毅如此。晋州节度使华温琪在任违法，籍民家财，其家讼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坚按其罪。梁末帝诏曰：“朕若不与鞫穷，谓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宪，谓予不念功臣。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其华温琪所受赃，宜官给代还所讼之家。”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佣夫殴僦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斗殴。庸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遗再迁膳部员外郎，赐绯，改司勋员外郎，赐紫，至是罢职，历许、邓观察判官。初在内职，慈州举子张砺依焉。贞明中，砺自河阳北归庄宗，补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闼之间，揄扬愚之节概，及言愚之所为文《仲尼遇》、《颜回寿》、《夷齐非饿人》等篇，北人望风称之。洎庄宗都洛阳，邓帅俾奏章入朝，诸贵见之，礼接如旧。寻为主客郎中，数月，召为翰林学士。三年，魏王李继岌征蜀，请为都统判官，仍带本职从军。时物议以蜀险阻，未可长驱，郭崇韬问计于愚，愚曰：“如闻蜀人厌其主荒恣，仓卒必不为用。宜乘其人二三，风驰电击，彼必破胆，安能守险。”及前军至固镇，收军食十五万斛，崇韬喜，谓愚曰：“公能料事，吾军济矣！”招讨判官陈乂至宝鸡，称疾乞留在后。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惑，正可斩之以徇。”由是军人无迟留者。是时，军书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书舍人。师还，明宗即位。时西征副招讨使任圜为宰相，雅相钦重，屡言于安重诲，请引为同列；属孔循用事，援引崔协以塞其请。俄以本职权知贡举，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长兴初，除太常卿，属赵凤出镇邢台，乃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转集贤殿大学士。长兴季年，秦王恣横，权要之臣，避祸不暇，邦之存亡，无敢言者。愚性刚介，往往形言，然人无唱和者。后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兼吏部尚书，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尝有疾，诏近臣宣谕，延之中堂，设席惟筦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赐帷帐茵褥。《职官分纪》云：长兴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问。愚所居寝室，萧然四壁，病榻弊毡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几何？而委顿如此。”诏赐绢百匹、钱百千、帷帐什物一十三事。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少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进位左仆射。清泰初，徽陵礼毕，冯道出镇同州，愚加特进、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宰相刘昫与冯道为婚家，道既出镇，两人在中书，或旧事不便要厘革者，对论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贤家翁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难，或至喧呼。无几，两人俱罢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婴疾，率多请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轶事典故

典藏制度

为了优秀著作不致流失。后唐已将搜聚图书,积蓄史料,扩充官藏,定为制度,从而使其官藏事业得到有序的开展。后唐藏书之府沿袭唐制,辟三馆进行皮藏。所谓三馆,即弘文馆、集贤院(集贤殿书院简称)和史馆。三馆之制,始建于唐,负责藏书、校书、修史等事务。唐朝亡,后梁立,仿唐制重建三馆。唐时三馆分立,且富丽堂皇,规制相当可观。后梁三馆,不仅合而为一,且简陋不堪,已无往日之辉煌。宋初人孙逢吉于《职官分纪》卷十五《集贤院》记道:“梁迁都于沐,旧制未备。至贞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即后废西馆是也。揪隘卑库,仅庇风雨;周庐缴道,出于其旁;卫士骆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有所撰述,即遗迁他所以成之。”后唐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沿用唐制,再建三馆,职能依旧。后唐著名学者杨凝式,曾于三馆校雄群书②。三馆之中,史馆最为重要。自古以来,史官就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职能。北齐创立史馆后,因修史需要,其藏书种类便与他处殊异,许多史籍、重要档案、文献,贮存其中,后唐亦然。这一点,我们从上述三馆藏书来源中颇能体会到。限于当时客观条件,后唐三馆亦如后梁,漱隘简陋。三馆职官有弘文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学士、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豆卢革、李愚、姚额等人,先后担任过弘文馆大学士;冯锡嘉担任过弘文馆学士;张允担任过弘文馆直学士;冯道、王建立和李愚担任过集贤殿大学士;卢文纪、杨戮、萧希甫、张延朗、豆升担任过集贤殿学士;李瀚担任过集贤校理;卢文度、崔居检、杨凝式、赵熙、张昭远、吴承范等人,担任过史馆修撰,他们司管着不同的工作。后唐管理官藏事业的机构为秘书省。

儒家经典

到隋文帝时期，产生了雕版印术。从此产生了刻板印书，当时文人有一种看法，认为手抄一次胜过日读十次，所以雕印虽在隋末唐初发明，但那时未能得到普遍的发展。到了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李愚等人奏请刊印九经书都用刻印。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然而刻印的书籍同现代的书本，在形式上极为不同，无论是缣帛还是纸张、无论是手写还是刻牟印，都装订成卷成轴，而不是后来装订成本、成册、成部、成套。一卷筒就是一卷书。《书史》记载，宋以前的书籍都由若干卷组成，这里的“卷”确是实指，而不是后来仅成为表示书本部分的单位。当然，这种很长的，连在一起的卷轴，既不便于阅读，也不便于存放，因而唐中叶产生了一种页子，这是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页，这不过只是变书卷为折叠，实质上仍无多大的变化。

儒经印刷

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之一。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北宋统一，短短五十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五个王朝，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独立王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但是，五代在中国图书印刷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五代的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刻印者从民间、寺院进入到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方机构，开始出现了政府刻书和私家刻书。印刷术这项来自于民间的发明创造，在政府的应用中得到扶持，为其本身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雕印儒经工作，从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共印经书十二部。除《九经》之外，还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字书。至此，这一历史上最早的、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工程，胜利完成了，并对后来的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九经》刻版告成之后不久，国子监又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将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校勘刻印了。这是一步解释九经音义的工具书，使九经更为配套。

由于李愚的奏请，才得以对儒家经典的开雕，的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首先，它开创了经书采用印刷之先河。此时，印刷术在中国虽然推广应用数百年之久，然而印刷品“色类绝多”却“终不见经典”。以往靠朝廷刻碑立石的方式提供标准教材，费工费时，人们辗转传抄容易发生疏漏舛误。如今有了印刷的版本，既可以达到统一定本的目的，更便于快速地大量提供复本，供社会需用，对于古代学术的繁荣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图书文献的保存与流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印刷术应用的范围从只印些民间日用杂品上升为当时被奉为经典的儒家书籍，印刷术得到政府的重视，更有利于本身的发展和提高。从过去隐现于民间、寺院之中，开始公露于世，印刷技术所具备的快速、便利、成本低廉的优越性逐渐得到充分体现，在大规模的应用过程中，推动着技术不断改革创新，在雕版技术发展成熟的同时，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从此产生了政府刻书事业，而且国子监刻书是政府刻书的主体。所刻书版收藏在国子监，所以也称“监本”，这一制度，影响后世各历史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留下的监版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之为“古监本”或“古京本”。国子监刻书非常重视底本的选择，谨慎的校勘和优秀书手的手写上板，为后代刻书事业做出了榜样，形成了中国古代印刷书籍的优良传统。

第四，国子监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由学校担任教材的编注、校勘、印刷、出版发行。直到现代，中国高等院校都有着自己的编辑出版机构，为本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同时也为社会上提供着优秀书籍。是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系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标志着中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将由印刷方式代替手写方式。以往，社会上虽然有印刷活动，但其使用仅限于部分地区，而且在民间流传。社会上通行的基本是靠抄写制书。五代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虽然仍有手写本书籍流传，但是印刷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图书形式的主流开始由写本时期进入印本时期。

创词“亲家”

因子女联姻而使夫妻两家结为“亲家”。“亲家”之称最早始于唐代。《新唐书·萧嵩传》载：“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玄宗）呼为亲家。”最初这一称呼只流行于皇亲国戚的联姻上，唐玄宗直呼龙婿生母为亲家母，足见其关系的亲密。因此，唐代诗人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五代时，又出现了亲家翁的敬称。《五代史·刘目旬传》说，刘目旬与冯道是姻家二人并任宰职，冯道罢官后李愚代替了他。李愚向来嫌恶冯道的为人，接任后，每当稽查出冯道的过失差错时，李愚就在刘目旬面前讥笑冯道说：“这是您亲家翁干的好事。”后来，亲家称呼通行到了民间，一般老百姓也开始使用这一称呼，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李愚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身居高职，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一生清贫，疾恶如仇，崇拜圣贤，奏请刻经，保护经典，传播儒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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