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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2020-11-08 1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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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烈士毛岸英短暂一生占据着重要席位的人并不多,父亲毛泽东与母亲杨开慧自然是要占两个名额的,而剩下的名额要论的话,陈玉英可能要算一个。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陈玉英在毛岸英心中有多重要呢?

    ——当时科技并不发达,大家联络感情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而在毛岸英为数不多的已公布家书中就有一封是专门写给陈玉英的。

    您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宝贵这种工人伟大的优良品质!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阶级的品质!

    以上内容就是节选自家书中的一些段落,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出毛岸英同志的家国情怀,更可以感受到毛岸英对陈玉英这个长辈的感情是有多深。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陈玉英曾是毛泽东家的保姆,她的这个名字在平时很少用,因为毛泽东的家人更愿意称呼其为孙嫂,而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夫家是姓孙,更是因为这样的称呼能够显得亲切一些。

    孙嫂出生于湖南省宁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家境十分的贫困。

    ——也正是因为太过于潦倒,她不得已从小就给人做了童养媳,年龄才刚刚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外出帮工,赚钱维持生计了。

    1926年冬天。

    此时毛泽东的事业刚起步不久,他正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当中,已经无暇顾及到家庭了,但此时的家庭负担却是极其沉重的。

    大儿子岸英四岁。

    二子岸青也两岁了。

    而三儿子岸龙已经在“路上”,即将出生。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请一个保姆照顾妻儿了,而毛泽东听人说陈玉英踏实肯干,并且已经做了十多年保姆经验丰富,于是便托人将她带到了家里。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与陈玉英这两类本不应该在同一时空的命运体,竟奇迹般的绑在了一起。

    而这个时候,陈玉英也快30岁了,在外面摸爬滚打有了一段时日。

    陈玉英第一次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泽东家)的时候,毛泽东首先问了一下陈玉英家里的情况,陈玉英小心翼翼的应答,十分的谨慎,直到看到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留下吧 !”,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当时站在一旁的杨开慧似乎看出了陈玉英的拘谨,于是亲切地对孙嫂说: “ 你到了我家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主人,彼此不要分上下,我们做一场朋友。 ”

    杨开慧的这一番话,让陈玉英心里无比的温暖,因为在此之前她与雇主之间没有过任何朋友之谊,有的只是主仆关系,杨开慧与毛泽东是为数不多能够将自己当作朋友的雇主。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地位这东西,对于之前的陈玉英而言,实在是太奢侈了。

    所以在此时,其实陈玉英心里就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要一辈子做毛泽东家里的保姆,除非他们赶我走。”

    一开始,陈玉英每次买菜,都要向杨开慧报账,将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陈玉英多年保姆以来的经验,毕竟只有这样干,才能让雇主信任自己的为人,能够在这份工作上做的更加长久。

    但没想到杨开慧却说:“孙嫂,不用一笔一笔算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也再次让陈玉英内心感动不已,她不断在内心感叹:“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遇到了这么好的人家,前面受的那些苦与如今的幸运来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公务繁忙,开会是常有的事,而为了方便会议的主要场所还是在毛泽东家里。

    ——在开会的时候,陈玉英总会搬一张小竹椅坐在门口,准时为开会的人员添加开水,以免他们口干舌燥,十分的贴心。

    当然,她也不会去管会议到底忙的是啥,商讨的又是啥,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好人,当一个好人在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四处奔波之时,做的肯定也都是好事。

    虽然自己没文化,但陈玉英自认为大道理她还是懂的。




    陈玉英:毛泽东的保姆,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要杀就杀我

    1927年2月。

    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昌,并在都府堤41号院定居了下来,因为是长久停留,杨开慧也一同前往。而自然为了照顾杨开慧,一直不怎么出远门的陈玉英也跟着前去了。

    其实她当时内心是不怎么愿意出远门的——毕竟自己接触新鲜事物很少,外头很多东西她都不明了,但她实在无法想象在毛泽东公务繁忙之时,怀着第三胎的杨开慧如何在武昌生活。

    因此,她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武昌。

    果然,在来到武昌之后,她就遇到了曾经的那些担忧。

    ——比如在出去买菜、办事的时候,她很难找到回家的路,而且因为她说话又有家乡口音,如今在外地别人也听不懂她在讲什么。


    而这些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于是毛泽东贴心的给她做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条,即:“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之后便让她放在口袋里,迷路的时候告诉她拿出来问过路人。

    这已经不知道是陈玉英第几次被毛泽东一家给感动了,她只是来帮人的保姆,却得到了毛泽东一家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自认为对方这样对自己是不值当的,因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好的照顾他们。

    不过除去这些问题不说的话,在武昌定居的日子绝对是陈玉英人生中最为怀念的日子,因为在这段时日她见证了毛泽东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孩子毛岸英与毛岸青的懂事乖巧。

    而这个时间段毛泽东也没有太过于忙上忙下,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比较多,这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也真正让陈玉英体会到了一个“真正”的家的快乐。

    1927年4月。

    毛岸龙在武昌出生,但由于当时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身为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此时责任重大,也就脱不开身了。

    这个时候是陈玉英没日没夜守候在医院照顾着杨开慧母子俩。

    四天后,毛泽东才抽出时间到医院来看望。

    看到正在熟睡的儿子,他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愧疚。

    直到听到躺在病床上的杨开慧说道:“不要紧,你的事情更重要。孩子到了要下地的时候,你在身边我要生,你不在身边我也要生。孙嫂照顾得我挺好的,你放心。”

    这个时候,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下了,次日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回到了革命的战场上。


    1927年7月。

    汪精卫在武汉也开始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昌也沦为了共产党人的险境。

    1927年9月。

    为响应南昌起义,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地区开展秋收起义。

    因为自己随时都会有危险,于是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他决定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送到长沙。

    在临走的那天晚上,天上还有星星,毛泽东就带着三个孩子坐在小坪里,一边看着星空,一边给他们讲着故事。

    不过此时陈玉英却把目光放在了杨开慧的身上,因为她清楚的看到杨开慧的眼里是有泪水的,而且还在整理衣物。

    陈玉英此时也很清楚,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别,将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但她或许从没想过这居然会是两人的诀别。

    在分开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夫妻,一个在井冈山,一个在长沙板仓,两人在不同的地方,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


    在分开的日子里,杨开慧饱受相思之苦,因为消息闭塞的原因,杨开慧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还在不在,对毛泽东的担忧,时常会让她一度陷入绝望。

    她甚至写了一首诗叫做《偶感》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思念。

    即:“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重相逢。”

    但写诗终究也只是暂时的寄托,无法完全一解自己相思之愁。

    为了见毛泽东,杨开慧也曾鼓起勇气向组织反应要去井冈山,但组织考虑到杨开慧的安全,最终没有批准这个请求。

    当然这个结果杨开慧是接受的,因为她自己也明白在当时的时局之下,理想与爱情不能兼顾,组织的决定是再合理不过。

    但她始终是一个弱女子,感性依旧时常让她失去理性,不知所措。


    而此时能够再让杨开慧重拾希望的就是陈玉英了,她不仅在杨开慧工作的时候,拉扯孩子们的生活;还会在杨开慧心情不畅的时候,时常给她鼓励与开导。

    除此之外,在杨开慧拮据的时候,她还主动不要工资,有时候甚至倒贴来弥补家用。

    陈玉英在老家一直是有女儿,还有亲戚,但她在这段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因为她知道这是杨开慧最脆弱的时候,她和她的孩子们都需要自己在身边陪着。

    其实在此时的陈玉英心里,杨开慧已经算是自己的姐妹了。当然在杨开慧心中,亦是如此。

    时间转眼到了1930年。

    当时红军多次对长沙发起攻势,让湖南军阀何键苦不堪言,何键吃了大亏,气没地方撒,在得知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躲藏后,他便狠下心来拿出1000银元的赏银来捉拿杨开慧。

    因为共产党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拥护,所以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杨开慧多次都化险为夷了。

    但是在同年10月24日,杨开慧在潜回板仓看望母亲与孩子的时候,还是不幸被发现了。

    那天天蒙蒙亮,敌人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杨开慧的所在地,而为避免杨开慧提前得知消息逃跑,他们先将杨开慧的母亲抓来逼她去敲门。


    杨开慧打开门后看到的是陌生人,疑惑中带有些许担忧。

    当领头队长说道:“请你到长沙”。

    杨开慧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但她仍旧十分的冷静。

    而正当敌人要将杨开慧绑起来的时候,毛岸英与陈玉英突然出来阻挡想要保住杨开慧,此时的敌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将他们二人也给绑了。

    最终三人在数十个手拿武器的敌人监视下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

    其实对于会被捕的这个结果,杨开慧是十分明了的。

    时间回到1929年3月,也就是杨开慧被抓一年前。

    当时的时局已经让杨开慧感受到了自己会被捕,于是给自己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信中主要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自己遭遇了不幸,请照顾好孩子们。”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以上是托孤信的一些节选,看完这个感人肺腑的片段,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当初杨开慧为何会那么思念自己的丈夫。


    ——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早晚要被抓,若能够再见到丈夫,知道丈夫身体还好,目前还没事,甚至还能够好好在一起聊聊天,道个别,也不至于让自己之后走的不那么失落。

    在被抓后,杨开慧每天都要遭受折磨,受刑是常有的事,但她始终没有屈服。

    当敌人逼迫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之时,杨开慧坚定的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敌人知道在杨开慧身上问不出东西,于是转过去恐吓还年轻的毛岸英,但毛岸英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大义,一概不讲,敌人硬的不行,于是来软的,比如用糖引诱他,但也没能成功。

    想要打开缺口,敌人最终将目标放在了陈玉英身上,在敌人看来陈玉英只是一个保姆,她与毛泽东一家是没有关系的,在他们看来陈玉英总应该会招吧?

    于是将一系列重刑也用到了陈玉英身上,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尽管陈玉英的手背心被打烂了,腿后膝被踩的全是伤,她也只说了一句话:“我一点不知道,你们要杀就杀我,让开慧先生回家去带孩子。”

    有时候她还担心敌人会丧心病狂的对孩子不利,于是也会说道:“岸英是姓杨,不姓毛,是杨家的孩子。”

    总之,她身处敌营,仍旧一直在为毛泽东一家着想。


    其实有时候陈玉英在牢里是很怕的,怕到某些时刻甚至想哭,但看到杨开慧那么坚决后,她也不再害怕,因为姐妹都不怕,自己又怎么能说怕?

    就这样,被严刑拷打了20天,敌人知道这些人都是硬骨头,于是耐性也完全耗尽了,他们打算拿杨开慧开刀。

    同在牢房里的陈玉英也看出了敌人的不耐烦,她深知杨开慧或许活不长了,于是含着泪对杨开慧说: “ 霞姑(杨开慧的称呼),告诉我,敌人是不是要对你下毒手了吗? 要死我替你去!” 。

    杨开慧很感动,她对着陈玉英说 : “ 孙嫂,你很坚强,我信得过你,毛委员信得过你。我们是一场真正的朋友,是一家人。你把孩子好好带大,将来革命成功了 , 你会有好日子过的。 ”

    听完这番对话,整个牢房的难友无不为之动容。

    终于在1930年11月14日。

    敌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了,军警来到牢房将杨开慧提押出来,杨开慧和孙嫂都到这一天终于来了,杨开慧此时无比的震惊,反倒是陈玉英,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但真当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

    她连忙用身体堵住牢门,然后大声地向狱警们喊着:“不要带走她,要杀就杀我,让她回去带孩子!”

    但敌人已经丧心病狂,哪里还会理陈玉英呢?这一天,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幸运的是,经过多方营救,后来毛岸英与陈玉英两人被营救出来了,当时两人浑身是伤,令人触目惊心。

    陈玉在出狱后,带着毛岸英先是到杨开慧的六舅家里住了两天,休息了一下,然后才回到长沙东乡板仓,见到了杨开慧的母亲,也就是毛岸英的外婆。

    当时的陈玉英害怕老母亲无法接受杨开慧的死讯,便称:“开慧留在城里亲戚家,以后有时间会回来的。”

    但因为时间久了,没有一点女儿的消息,于是老母亲还是起了疑心,陈玉英最终还是将实情告知了老人,两个人抱头痛哭。

    此时杨开慧的六舅送信来,告知反动派又要捉陈玉英,于是陈玉英被逼无奈只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宁乡县。

    在宁乡老家的时候,陈玉英为了保护孩子们,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对之前的事一概不提,她只是在默默等待,等待毛泽东能够革命成功,因为这是杨开慧曾经对她在监狱中说过的话。

    1949年夏,长沙和平解放。

    当时在家乡的陈玉英,听说毛泽东的部队回来了,激动万分。于是她连忙辞了工作,要去找毛润之先生。

    听到妹妹要走,两个哥哥感到十分惊诧,因为当时虽然长沙已经解放了,但依旧不安稳,相对比之下当时的乡下才是避难圣地。

    这个陈玉英当然也是知道的,但她实在是无法抵住心中的喜悦,她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毛泽东,见到当年她带的岸英、岸青兄弟,于是她在思考片刻之后还是回到了长沙。


    1950年5月。

    毛岸英遵照父亲毛泽东的指示,回到了故乡,此行两个主要目的,一个给外婆拜寿,还有一个就是找到曾经的保姆陈玉英。

    很幸运,因为当时陈玉英就在长沙,毛岸英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陈玉英。

    两人相见,顿时间就想起曾经的种种,毕竟毛岸英的童年就是在陈玉英的呵护下度过的,即便是后来身在牢狱,陈玉英也一直保护着他。

    对毛岸英而言,陈玉英就是杨开慧之后另一个母亲,因为她给自己的实在太多太多。

    1957年6月。

    毛主席接见了前来北京的陈玉英,这也是三十年后两人第一次相遇。

    毛泽东感慨万千,回想起以前种种吗,他自认为亏欠陈玉英太多,毕竟是因为自己才让她受了苦。

    但两人畅谈起过往之时,毛泽东对她说 :“你和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到你像看到了开慧一样。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的确,陈玉英身上有着太多杨开慧的印记,无论是精神,还是在性格上两人都极其的相似。

    1982年,陈玉英病逝。

    她真的如杨开慧临终前所说的那样,自从解放后便在长沙过上了好日子,家庭美满幸福。

    但她心中依然放不下杨开慧与毛泽东,还有毛泽东那几个孩子,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才是自己一生中最有价值的。

    或许在陈玉英脑海里经常涌现一个画面:“杨开慧等着毛泽东回来吃饭,孩子们在自己身边嬉闹,而自己默默的站在一旁看着。”

    但这些都不可能再出现了,这或许也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个遗憾。

    在临终前,她也曾对自己女儿孙燕说道 :“我要走了,我要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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