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炊烟》我们无棣本土作家苏银东老师关于描写我们儿时在无棣县某个村庄里的故事，能让你回忆起曾经的岁月，《又见炊烟》里的故事就在你身边-----

榆钱儿·槐花儿·桑椹子

苏银东 著

家乡人爱栽树。房前屋后，河岸、路边以及湾沿上，只要有点空儿，都要随心所欲栽上几棵，房前屋后、村庄四周到处是树。一到夏天，小村庄就被包裹在一片浓郁的绿色之中。

“柳树没有娘，栽哪儿哪儿长”，无心插柳柳成荫，河坝上、沟楞上，无论啥地方，只随随便便一插，柳树就长叶吐絮，像模像样地生长起来了。小时候，村西边的大道两旁栽了两行柳树，高大挺拔，为南来北往的过路人带来片片阴凉，夏天的第一声蝉鸣也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卖钱”。桃树、杏树、梨树，一般园子里种的多。家乡是枣乡，到处都是枣树，原先集体的枣树都分包到户了，勤快的庄户人又在田间地头补栽了许多。东头满堂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尽管树身子成了空空的，仍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每年卖不少钱——满堂他爹打谱靠那棵树来养老呢。

除了柳树、桃树、杏树、梨树和枣树，家乡还有榆树、槐树和桑树（也叫“椹子树”）。它们为庄户人蔽日遮荫，更给我们孩子们带来了无限乐趣。

小时候我家的屋后头，靠北街就有一溜儿榆树，大概七八棵的样子，据说是爷爷当年栽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穿着开裆子裤满大街跑的时候，那些榆树已经郁郁葱葱了。春末夏初，那一串串鱼鳞似的榆钱儿压满枝头，常惹得我不顾摔伤的危险，“哧溜哧溜—”爬上树去，骑坐在树杈上边撸边嚼，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架不住妹妹的不断央求，我也会为她捋上一大兜。妹妹吃着甜甜的榆钱儿，一张小嘴儿也特别甜，“哥哥哥哥”地叫着，整天像尾巴似地跟着我，我走到哪她追到哪，早已把因为她向娘告我黑状被我狠狠“教训”一顿的往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时候，奶奶也会吩咐我，让我提着小篮子去捋榆钱儿，为一家人蒸榆钱儿饼子吃。我在树上忙活，奶奶颠着一双小裹脚走过来走过去一刻也不闲着，唠叨唠叨，一会儿叫我一定抓住了小心别掉下来，一会儿又让我千万别折树枝子，说折了枝子就会把树给气死，就再也没有榆钱儿吃了。我总嫌奶奶太絮叨，就把她说的话当耳旁风，一点儿也不往心里装。奶奶嗔我一个耳朵听另一个耳朵冒，没有一点记性。

槐树，村西头庙台子四周最多。那个地方老年间是村上的一个寺庙，大概叫“镇海寺”，占地有十亩之多。解放后，拆了庙，在原址上国家建起了粮站，却把一周遭几十根高大的老槐树遗留在了院墙外。槐花盛开的时节，望过去粉嘟嘟雪白一片，在阳光下闪着亮光，整个村庄大街小巷都飘荡着那种透彻肺腑的浓郁的香气，真是“一树槐花开，香飘十里外”呀。每天放学后，我和铁蛋儿他们，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儿就是去摘槐花吃。我们爬上树去，骑在树杈上，尽挑又大又嫩的槐花摘，大把大把吞着嚼着，每次都吃得肚皮胀胀的，早已把娘和奶奶不知说了多少次的“吃多了槐花肿痄腮”的警告抛到脑后去了。成群的蜂儿蝶儿在槐花间飞来飞去嘤嘤嗡嗡，好不热闹。几对老鸹（野鹊）也在大槐树上安了家，把老鸹窝搭在高高的树杈上，每年还要孵一两窝小老鸹。那老鸹窝实在是太高了，连最大胆的喜柱也是爬到半腰儿就不敢往上爬了，我们只能望“窝”兴叹一番。不过，在晴天的时候，听老鸹们翘着尾巴叽叽喳喳地对话，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老鸹为邻的，通常还有喜鹊。在大人们眼里，那喜鹊可是吉祥喜庆的鸟儿，喜鹊登枝，大吉大利——喜鹊的图案，我们在娶新媳妇的洞房里经常能见到，在宋家庄集上买的年画上更多，记得姐姐绣的枕套、鞋垫上也有。

村里桑树确实不多。只记得老七爷爷的小院里有一棵，那老头儿严厉得很，高高瘦瘦的个头，时常嘟噜（阴沉）着脸，我们一般不敢去他家偷摘。学校旁边的菜园子里也有一棵。菜园子是“馃子安”家的——叫他“馃子安”，是因为他炸的香油馃子十里八乡有名气，而他的小名又叫“安”。关于他还有一段歌谣儿，当然也是我和八什儿他们自编自唱的：

馃子安，嗓门大，

说起话来赛喇叭；

馃子香，馃子甜，

含到嘴里舍不得咽……

那菜园子里并没有种多少菜，只零星种植了一些中草药，似乎有芍药之类。菜园子北面的沟楞上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桑树，整个身子朝沟里歪歪着，仿佛随时栽倒的样子。我们经常爬过园子外面不高的篱笆墙，抱着课本装模做样去树荫下早读，伺机摘椹子吃。八什儿、铁链儿则跑到沟北边的小池塘里摸螃蟹、掏泥鳅、捉鳝鱼……

幸福的好时光总是短暂的。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不知道是班上哪个该死的告了密，反正老师发现了我们的这个秘密。自从老师发现了这个秘密，就不允许我们再去树下“早读”了，我们只能乖乖地坐在教室里，遥想着那一树水灵灵的红椹子紫椹子。夏天赤日炎炎，趁着我们可爱的王老师在办公室里困得打盹的时候，我们几个会悄悄行动，爬到树上狼吞虎咽一顿——像一个个饥不择食的乞丐。通常情况是，正当我们得意洋洋在树上大呼小叫时，老师不知啥时候已经倒背着手严肃地站在树下招呼我们了。我们只得蔫头耷脑地溜下树，连让椹子染得紫红的嘴巴子也顾不上抹一抹，就自觉地去教室东窗台下的白杠上去“站岗”——白杠，是老师用白灰涂成的罚站线——等到我们被晒得眼冒金星头昏脑胀快支撑不住时，老师才允许我们进屋。一次这样的惩罚，大概能管一两天，第三天我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情不自禁又去偷袭那诱人的椹子。然后，又是罚站，又是偷椹子……周而复始。老师说我们屡教不改（我们听成“驴叫不该”。认为既然老师说驴不该叫，为什么它还整天叫唤，尤其是狗蛋儿家养的叫驴，就更厉害了，所以老师说的也不一定都对），有时老师也直截了当说我们“狗改不了吃屎”，我们也并不觉得多么伤自尊。其实，我们这些“二皮脸”（脸皮厚）也无所谓自尊不自尊。后来，到四年级学习了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就义诗》，我们便集体仿写了一首，以表达我们为偷椹子而无怨无悔的决心：

罚站不要紧，

只为吃桑椹。

今天罚了站，

明日树上见。

——现在想起来，那些茂盛的榆树槐树桑树下，留存着多少快乐的童年记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