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炊烟》我们无棣本土作家苏银东老师关于描写我们儿时在无棣县某个村庄里的故事，能让你回忆起曾经的岁月，《又见炊烟》里的故事就在你身边-----

打“坷垃仗”

苏银东 著

村子里演完电影《小兵张嘎》后不久，我们便开始与李家庄的孩子们打起了“坷垃仗”，那时我们刚上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坷垃仗”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上学期，在我们备战中考前夕才“烟消云散”。

我村与李家庄相距半里路，只隔了一大截子地。前后两村的孩子们经常在一块儿玩，说不定因为点什么“摩擦”（有时还故意制造点事端），或者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了别扭，矛盾愈演愈烈不可化解，最后只能“刀枪”相见了，通常解决的方式就是“打坷垃仗”。“坷垃仗”，平时大概一个月要打二三次。到了冬天我们闲来无事，而且那时候“战场”更加空旷，“战事”也最为频繁，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是常有的事。

李家庄的那些孩子们确实有一些“欺负软的怕硬的”。我村只有三百来口人，处在宋家庄、李家庄、大苟家几个2000多人大村的包围之中，被称作“小台湾”。解放小台湾，是他们“进攻”我们一贯的借口。他们人多势众，常常是我们吃亏的时候多，我们恨透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见了李家庄的人，我们就站得远远地使劲儿扯着嗓子，像唱歌一样地咒骂起来：

李家庄儿，

编小筐儿；

编没了底儿，

死没了人儿；

剩下两个小干儿……

说真的，两个村之间的那截子地上，生长着一片密密麻麻的枣树林子，林子中纵横交错着深浅不一的几条壕沟，还有一块芦苇塘。夏秋时节，沟满壕平，杂草丛生，青纱帐呼啦作响……地势险要，地况复杂，确实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呢。

村里隔上三五天就来放电影的。也许是《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等战争片看得太多了，耳濡目染之下，别看我们小小年纪，却装了满肚子的军事知识。身边的“战斗”，说不定啥时候就一触即发，“备战”，成了我们放学后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那句响亮的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那副大大的标语就刷在学校教室的东墙上，黑字白底，非常抢眼。看了电影《地雷战》后，威力无比的小地雷炸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着实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随后，一段名为《小地雷》的歌谣儿，便迅速在我们中间传开了：

小地雷，铁西瓜，

民兵怀里抱着它，

鬼子见了真害怕。

一拉线，就开花，

炸得鬼子回老家，

呜哩哇啦直叫妈。

经过不断“招兵买马”，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作战”队伍。从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的男生，几乎全被编入这支“部队”，大脑天生有点问题的王向阳，小名叫“迷糊儿”的当然除外了。这支部队的“司令”是顺子，他大我们几岁，那时正在我们隔壁上五年级，学习经常扛榜，但是长得十分壮实，打起仗来勇猛无比，并且善于调兵遣将，组织指挥才能卓越，于是被我们一致拥戴为“司令”。

放学后，没有特殊情况，队伍都要进行集中训练。在学校天井里分成几组，练“卧倒”、练“刺杀”，练投掷“手榴弹”……战事频繁，我们的武器消耗得也快，特别是“手榴弹”和“弹弓子”更是供不应求，我们补充“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任务很重。备战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随时补充各种“武器弹药”。经过一场场战斗的磨砺，那时我们已经知道装备对于战斗的重要性了。

我们的“作战指挥部”，设在栓柱儿家的一间老房子里。那间房子紧挨我们的学校，与那块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叫“主战场”）只隔了一个大壕沟，位置优越，便于快速集结和观察“敌情”。我们在“指挥部”北墙上扒了一个大窟窿，作为“了望孔”，搬来双喜儿家的半拉石槽子，倒扣在地上就成了战时指挥桌。各式武器，包括“手榴弹”、弹弓等，都被秘密地藏在柴火堆里，以备战时所需。

放学后，按照分工，负责装备的“战士”挖来泥巴，摔熟了，做成圆柱状的泥团，插上高粱莛杆、树棍子，制成一个个“手榴弹”，分头晾晒在各家的屋顶上。夏天的太阳毒，只一天工夫就硬邦邦的了。“弹弓子”也是用泥块团揉（把柔软物团成圆形）成的，晒干后放在簸箩或草囤里备用。栓柱儿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把蒺藜、棘针放在“手榴弹”中，其杀伤力、破坏性果然大增。不过，这种先进的武器制造方法，很快被对方“窃取”掌握并应用于实践，我们的兄弟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手枪”造起来比较难，并非人手一把，只有“司令”、司令的“警卫员”铁蛋儿，还有“参谋”银锁（各种职务称谓，我们都是从战争片里学来的）各有一把，当然，数“司令”的最威风。“司令”自己会造枪，他拿硬铁丝弯成枪架、扳机和撞针，枪栓是用自行车链子瓣连接成的，枪筒一般是一小截铁管或者铜管，弹药是火柴头，子弹通常是沙子混合捻好的纸蛋子。这样装备起来枪的射程远、威力大，容易伤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用。我央求会做木工活的爷爷，利用他的那些锯斧锛凿等家什，用一块枣木墩子为原料，做了一个所谓的“望远镜”，炫耀似地成天挎在脖子上——银锁说我像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

邻村张富贵，外号叫“二炮”，个子矮小，一副紫黑脸膛，很有力气和计谋，是敌方的统帅人物，多数“战役”都是由他亲自指挥的。我们人少，寡不敌众，战斗常常以我们失败而告终。眼见着黑压压大兵压境，“敌人”张牙舞爪气焰嚣张地冲垮我们的防线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憋着一肚子的气。李家庄的张三妮，十二三岁的样子，外号“假小子”，居然每次也参加战斗，而且冲在前头，作战异常勇敢，这让我们最气愤不过了。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她穿着小花褂子、提溜着鸡蛋篮子，跟着她娘来我村走姑家时，我和结实儿他们见了牙根儿都痒痒。巴不得跑过去把她推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却害怕她那五大三粗的娘，只好站得远远的，冲她喊：

张三妮儿，

好脾气儿，

包的那饺子屎臭味儿……

受各种战争片的影响，我们从中也学到了一些战略战术，比如诱敌深入、敌疲我打、乘胜追击啦，比如口袋阵、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什么的。电影上经常使用的一句台词，成为我们一贯的作战原则，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秋天，我们准备以智取胜，让敌人彻底尝尝我们的厉害（这也是受了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启发）。下午放学后，“司令”召集我们召开紧急会议，周密部署战斗的打法。总体想法就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我带领二十人正面迎敌，然后假装失败迅速后撤，千万不要恋战；另一路，由“司令”亲自带领十人“敢死队”，从左翼（即池塘的芦苇丛中）偷渡，包抄过去，乘虚断敌人之后路，然后“两路”合围，一举歼敌。

对打胜这一仗我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兵不厌诈”的战争智慧和“口袋阵”兵法。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司令还亲自为我们做了热情洋溢的战前动员。他指出：一切反动派走都是纸老虎。最后全体参战队员一起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团结一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气势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司令”用圆珠笔在自己左手腕上画了一块“手表”，时针指向了晚上六点钟——那是我们战斗预计打响的时间。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急切期待着夜幕快些降临。一想到敌人一步步被引诱着钻进我们设下的“大口袋”，乖乖做我们的俘虏，我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快掌灯的时候，敌人在“二炮”的带领下，气势汹汹直扑过来。当时，大概他已经学会了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兔子给给”、“八格牙路”之类的话，也声嘶力竭地咋呼着“日本话”，隔老远都能听到……按原定计划，我带领一帮人迎战，“顽强”与敌人周旋，然后便迅速撤退，并装作溃不成军的样子。这时，“手榴弹”在我们身边爆炸，“子弹”紧贴耳朵“嗖嗖”穿过。混乱中，我的后脑勺子狠狠挨了一下子，疼得我直咬牙。我发恨地想，只要我们的部队偷袭成功，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等我们撤退到北湾边时，听见对方的阵营里好像捅了马蜂窝，鬼哭狼嚎完全乱了套，我们知道“司令”带领的部队已经按原计划截了敌人的后路，心里自然十分高兴，马上吹响“冲锋号”（一个塑料喇叭），带领我的人马转为进攻，与偷袭部队配合，胜利完成了自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清扫战场，战果辉煌：俘虏三人，其中包括敌方副首领一人；缴获“手枪”一支，“望远镜”一个，还有“手榴弹”、弹弓等武器装备一大宗。

请示“司令”同意，我们给“俘虏”们统统蒙上小手巾，押到双喜儿家的柴火屋子里，并上了锁。尽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司令”也反复指示：千万不要打骂“俘虏”，要像电影里八路军对待日本鬼子一样。我报仇心切，还是摸黑趁乱给那位副首领四个“脑瓜蹦儿”、一个“疙瘩梨”，疼得那小子直“嗷嗷”，一个劲儿地蹦着高叫娘。

这次战斗以后，双方消停了好长一阵子。因为关押并借机“虐待”俘虏一事，“俘虏”他爹迅速反映到老师那里，我们三五个主力队员被集中教训了一顿，并被严厉告之“下不为例”。我们对“二炮”因此恨之入骨，于是每逢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总是破喉咙哑嗓子地高声唱着：

二炮他娘，脚尖长，

脚尖上挂铃铛，

叮呤当啷到集上，

称小葱，蘸红酱，

喀吧喀吧都嚼上……

盼到寒风吹起，大雪飘落，我们放了寒假，“战场”上烽烟又起。在冰天雪地里，我们又学习杨子荣他们玩起了“林海雪原”。